吴法宪

从红军到空军（1915—1965年）

吴法宪原名吴文玉，1915年生于江西永丰。据人民网《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将帅名录》，他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据《党史纵览》2010年第5期的文章（《人民文摘》转载），他参军时年仅15岁，经历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长征时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总支书记，在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战斗中被弹片打掉两根手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升任第二师第二团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八路军中先后任政治委员、旅政治部主任、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苏鲁豫支队政治委员等职；1941年皖南事变后，所在八路军部队编入重建的新四军，他任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他任辽西军区副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1949年任第四野战军第三十九军政治委员、第十四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加辽沈、平津等战役。1950年起，他任空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后任空军政治委员。

空军司令员与军委办事组（1965—1970年）

1965年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病逝后，吴法宪由空军政治委员改任空军司令员。据上述文章，同年在中共中央于上海召开的会议上，他称罗瑞卿曾托刘亚楼向叶群转达四条意见，大意是林彪身体不好、早晚要退下来，要放手让罗瑞卿管军队；罗瑞卿随后被撤职审查。1981年特别法庭判决书认定，1966年8月吴法宪受林彪指使，于9月3日写了诬陷贺龙“在空军阴谋夺权”的材料送给林彪；1968年8月他与黄永胜捏造事实，诬陷罗瑞卿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他还在空军批准关押、迫害干部和群众174人，南京部队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顾前和空军学院副教育长刘善本被迫害致死。

据《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7年8月1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四人组成，吴法宪负责；1968年3月改组后由黄永胜任组长。1969年4月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吴法宪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军委办事组副组长。据开国将帅名录，他自1967年起任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

1969年10月17日，吴法宪任命林彪之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据1971年中共中央下发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1970年林立果在空军作“讲用报告”后，吴法宪宣称“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判决书认定，他由此“把空军的一切指挥权、调动权交给林立果”，使林立果得以组成“联合舰队”。

庐山会议与九一三（1970—1971年）

据同一份中央文件，1970年围绕是否设国家主席，叶群曾对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那里摆？”8月13日，吴法宪在修改宪法小组会上借“天才”问题与其他小组成员发生争执（中央文件称之为“向中央领导同志发动进攻”）；8月下旬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期间，他与陈伯达、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各小组宣讲称“天才”的材料。毛泽东8月31日写《我的一点意见》批评陈伯达后，吴法宪作书面检讨。197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这份检讨上批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

判决书称，1971年9月林彪谋杀计划失败后，准备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广州；周恩来当晚下令，256号专机须由周恩来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九一三事件后，吴法宪被隔离审查，1973年8月被开除党籍。

审判与晚年（1980—2004年）

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吴法宪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受审，由律师马克昌、周亨元为他辩护。判决书称他“供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揭发了林彪、江青等同案犯的犯罪事实”。据《党史纵览》的文章，他在预审期间主动交了一份70多页的交代材料；检察员问他为何新材料里出现了以前没有写的江青，他答道：“九·一三事件之后被抓，中央专案组审查时，江青还在台上，我怎么敢写她呢！”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和诬告陷害罪，判处他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同一文章称，1981年8月中共中央考虑到他认罪态度较好、年事已高，决定准予保外就医；他此后定居济南，晚年习练书法。2004年10月17日，吴法宪在济南齐鲁医院病逝，终年89岁。

定性与研究

人民网开国将帅名录对他的定性是：“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泰伟斯（Frederick C. Teiwes）与孙万国在1996年的《林彪的悲剧》中写道，吴法宪在审判中提供了关于林彪活动的一些最重要证据，但据一位熟悉情况的党史学者说，他对自己的证词深感懊悔，并称其中部分内容是为迎合审讯者而编造的；两位作者据此认为，审判中主要人物的证词“有效性存疑”。

吴法宪晚年留下长篇回忆录《岁月艰难》，由其女金秋编辑，在香港出版。金秋任教于美国欧道明大学，1999年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权力的文化：文化大革命中的林彪事件》（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出版社介绍称该书利用了作者父亲未出版的回忆录，对林彪事件提出与官方说法“截然不同的解释”，认为这一事件在狭义上是文革中政府政治与家庭政治相互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