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作鹏

从译电员到军长（1914—1949年）

李作鹏1914年生于江西吉安。据人民网《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将帅名录》，他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共青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军委机要科译电员、第二局参谋、第二科科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1938年他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起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司令部侦察科科长、作战科科长，后任山东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

抗战胜利后，李作鹏赴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六纵队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参加了东北1947年夏、秋、冬季攻势和辽沈、平津等战役；1949年任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三军军长，参加进军中南作战。

军校与海军（1949—1968年）

1949年后，他任第十五兵团参谋长、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第四和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校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同年入军事学院学习。1957年起，他历任训练总监部陆军训练部部长、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长、海军副司令员和海军第一政治委员。1968年，他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治委员，并于同年3月进入改组后的军委办事组。

1981年特别法庭判决书认定，1968年4月李作鹏诬陷贺龙等人“篡军反党”，并在海军点名诬陷迫害了120名干部。

九大、庐山与九一三（1969—1971年）

1969年4月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李作鹏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据中共中央1972年下发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1970年8月24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他在中南组发言称“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党内有股风”；当晚他写信给叶群，提出两人发言的书面材料“在简报上不挂号为机动”。该文件还附有1970年5月13日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致叶群的信，称要“永远牢记”叶群的“教育深恩”。

1971年9月12日晚，中共中央追查256号三叉戟飞机调往山海关机场一事，下令该机须有周恩来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联名指示才能起飞。判决书认定，李作鹏当晚11时35分和13日零时6分两次向海军航空兵山海关场站下达命令时，将这一命令篡改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13日零时20分，场站站长潘浩请示“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他“没有采取阻止起飞的任何措施”；事后他还修改电话报告记录。上述中央文件收录的场站值班员说明则记载，事件发生后李作鹏的秘书曾来电要求更正，称李作鹏说的是“四个首长联名指示放飞才放飞”，值班员坚持原记录。

审判与晚年（1971—2009年）

1973年，李作鹏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11月起，他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受审，由律师张思之、苏惠渔辩护。1981年1月，特别法庭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和诬告陷害罪，判处他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判决书对他个人罪责的认定，限于诬陷贺龙、迫害海军干部和篡改命令、放任飞机起飞三项。张思之2006年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辩护中“李作鹏南下广州成立所谓第二个中央，这个事情我们就否掉了”，“李作鹏要谋杀毛泽东这我们也否掉了”。

据《党史纵横》2010年第10期的文章（《人民文摘》转载），李作鹏后获保外就医；有关方面要求他改名，他经再三劝说才同意化名“李明”。他晚年撰写回忆录，包括《盖棺论英雄——我所认识的林彪》《沙场回忆》及两部“文革”回忆录，共约100万字；有人建议他改名出书或到国外出版，他说：“我李作鹏就是李作鹏，坐不更名，行不改姓。”“我是中国人，决不到国外出书。”2009年1月3日，李作鹏逝世，享年95岁。

定性与研究

人民网开国将帅名录对他的定性是：“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

泰伟斯（Frederick C. Teiwes）与孙万国在1996年的《林彪的悲剧》中认为，官方关于林彪集团的叙述因高度敏感而被扭曲，1980—1981年审判中主要人物的证词“有效性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