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会作

红军供给系统出身（1914—1949年）

邱会作1914年生于江西兴国。据人民网《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将帅名录》，他1929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11月加入共青团，1932年4月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三军第八师第二十五团宣传员、红五军团宣传队队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统计员、政治指导员、总支书记。长征中他任中革军委第四局科长，到达陕北后任红军总供给部粮秣处处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中央军委供给部副部长；1940年起任豫皖苏边区财政委员会主任兼第四师供给部政治委员、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任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第二十二分区地委书记兼赤峰军分区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五军政治委员，参加了东北1947年夏、秋、冬季攻势和辽沈、平津、衡宝等战役。

总后勤部（1951—1969年）

1951年起，邱会作历任第十五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第二副主任，后任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据《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7年8月1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四人组成。1981年特别法庭判决书认定，1967年邱会作指使人窃取总政治部的档案材料，诬陷总政治部的干部，在林彪“砸烂总政”中起了重要作用；1967年至1971年，他在总后勤部私设监狱，刑讯逼供，直接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462人，汤平、周长庚、顾子庄、张树森、申茂兴、王述臣、张凌斗、华迪平8人被迫害致死。

九大、庐山与九一三（1969—1971年）

1969年4月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邱会作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军委办事组成员；据历史研究者黄力民的考证，九大后他以总后勤部部长兼任副总参谋长。《大事记》记载，1969年6月间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提出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邱会作等人先后提出要搞“独立的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要比洋人还要洋”，并称“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1969年国防战备费比上年增长34%，1970、1971年又分别递增15%和16%以上。

据中共中央1972年下发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1970年8月24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邱会作在西北组发言说，“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指林彪称毛泽东为“天才”），“不能利用主席的谦虚来反对这个问题”；同年5月13日，他与吴法宪、李作鹏联名致信叶群，表示要“永远牢记”叶群的“教育深恩”。该文件还列出1971年9月6日至12日的军委总机通话记录，其中叶群在北戴河与邱会作通话10次。判决书称，林彪谋杀计划失败后，曾准备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广州。

审判、保外就医与去世（1971—2002年）

1973年，邱会作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据《党史纵横》2010年第10期的文章（《人民文摘》转载），1976年12月他被押解到北京秦城监狱；1979年复查时他说：“把我关起来也罢，判刑也罢，都由中央决定，我的态度是服从。”1980年11月起，他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受审，没有委托律师，也不要法庭指定辩护人。判决书称他“供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揭发了林彪、江青等同案犯的犯罪事实”。1981年1月，特别法庭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和诬告陷害罪，判处他有期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同一文章称，1981年9月邱会作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安置在西安居住，与妻子胡敏同住，每月生活费100元，1983年起增至200元；1992年他被安排住进陕西西安干部休养所。2001年底他病重，转到北京治疗。关于他的逝世日期，该文记为2002年7月18日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89岁；人民网开国将帅名录则记为2002年8月3日在北京逝世。

定性、回忆录与争议

人民网开国将帅名录对他的定性是：“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泰伟斯（Frederick C. Teiwes）与孙万国在1996年的《林彪的悲剧》中则认为，官方关于林彪集团的叙述因高度敏感而被扭曲，1980—1981年审判中主要人物的证词“有效性存疑”。

邱会作身后，2011年《邱会作回忆录》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同年其子程光又出版《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以及《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4月）。据民间文革研究刊物《记忆》2012年2月第81期“邱会作著述研究专辑”的编者说明，两书问世后文革研究界围绕其可靠性展开了“激烈而持久的争论”：以《邱会作回忆录》责任编辑余汝信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心灵的对话》“不是史学著作，而是纪实文学”，程光一方则认为《邱会作回忆录》“也多有不符合史实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