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早年与戊戌变法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生于1873年2月23日。据日本《世界大百科事典》，他17岁中举，次年春会试落第，同年秋拜同乡康有为为师，此后成为康有为变法维新运动的得力助手，二人并称“康梁”。1895年他推动了康有为的“公车上书”；此后在上海任《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等政论，主张变法、伸张民权、实行君主立宪。1897年他应聘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因向学生鼓吹民权思想而遭保守派攻击。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他受命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后，他流亡日本。

流亡日本与立宪运动

1898年10月，他在横滨创办旬刊《清议报》，宣传保皇与君主立宪；1902年改办半月刊《新民丛报》，连载《新民说》，强调制度改革的前提是国民自身的意识改造，在知识青年中影响很大。学者夏晓虹指出，他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一度倾向革命，与孙中山商谈合作，但1903年游历美国后思想再度转变，回到君主立宪，并提出“开明专制”论；1906年至1907年，他在《新民丛报》上与革命派的《民报》展开论战。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他设立政闻社推动宪政运动，并为出洋考察宪政大臣代拟奏折。

他的政治立场屡次变化，他本人并不讳言。早在1899年，他就在《善变之豪杰》中写道，变的只是方法，“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夏晓虹认为，他每次转向都有其内在理路，始终关注的是立宪政体的建立与实行。

民初从政

1912年10月，他结束14年的流亡回国，以立宪派为基础组织进步党，成为国会中国民党的对手。据夏晓虹，他认为民初乱局只有袁世凯才能收拾，于是与袁世凯合作，先后任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和币制局总裁，但不久即辞职。夏晓虹评论说，进步党没有兵权，在军阀当政的时代很难有作为，他进入权力中心也就丧失了批评的自由。

反对帝制与护国运动

1915年袁世凯筹备称帝，他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写道“吾侪立宪党之政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反对在此时变更国体。夏晓虹解释说，在他看来，破坏现有国体必然造成社会动荡，由共和退回君主制则是历史的倒退。他的学生蔡锷随后在云南起兵，组建护国军，他参与了反袁斗争。

据他本人的《从军日记》，广西的陆荣廷派人到上海邀他前往。日本驻上海武官青木中将得知后，答应代为安排行程；1916年3月4日，他从上海乘日本邮船横滨丸出发，到香港后改乘三井洋行的运煤船，换上西装、冒称日本人，躲在船底偷渡到越南海防，准备取道入桂。他在日记中感叹日本人在其政府默示指挥下行事周密，同时写道“念此抑滋栗也”。

1917年张勋复辟时，他与老师康有为站在了对立的阵营。夏晓虹指出，他在反对复辟的通电中斥责“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把康有为也一并骂到；两人后来在康有为70岁寿辰时和解。

段祺瑞内阁与退出政坛

复辟平定后，他出任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据夏晓虹，他主导发布了对德奥宣战书，当时遭到国会抵制和国民党等的指责；同年年底，他随段祺瑞一同辞职，此后把自己的政治生涯反思为“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退出政坛。

欧游、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

1918年底，他与张君劢、丁文江等一行七人赴欧洲考察，前后一年多，正值巴黎和会召开。夏晓虹写道，他以私人身份开展民间外交，及时向国内通报和会进展及中国利益被牺牲的细节。1919年2月，北京成立国民外交协会，他与熊希龄、汪大燮、林长民等被推为理事。据朱中原的文章，他3月致电汪大燮、林长民报告青岛问题的消息；林长民据他的来电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5月2日刊于《晨报》，其中写道“今得梁任公电乃证实矣”。朱中原称他为五四运动的“点火者”，夏晓虹也认为他的通报引发了五四运动。另一方面，《日本大百科全书》记载，五四时期他反对“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1920年3月回国后，他发表《欧游心影录》。夏晓虹认为，欧游对他最大的影响是文化观的转变：从前期尽力输入西方文化，转向以发挥中国固有文化为重心，主张中国传统文化与其他文化化合，生成新的文化系统。

清华讲学与病逝

此后他专注教育与学术，著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并任北京图书馆馆长。1925年，他受聘为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举荐王国维为首席导师，自己甘居其后，与王国维等并称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

据清华大学的文章，他从1924年冬起尿中带血，1926年3月在协和医院接受右肾切除手术，术后发现切下的右肾并无明显病变，血尿依旧，一时舆论哗然。他没有起诉医院，反而撰文说明就医经过，并写道：“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后来流传的“割错肾”之说并不准确：2006年协和医院展出的病案显示，他的右肾确有较小的肿瘤，被集体诊断为恶性，术后才知是良性。1928年他病情加重，辞去清华的工作，11月再入协和医院，被确诊为支气管念珠菌病；1929年1月19日在北京去世，享年56岁，葬于北京香山卧佛寺东侧的家族墓园。

对他的评价历来分歧。辛亥前，他的君主立宪论遭到革命派批评；徐铸成说，到1920年代，“梁启超这三个字，在青年心目中，已日益成为保守的代名词了”。他去世后，常燕生写道：“一千个王国维的出现，抵不住一个梁启超的死亡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