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七二〇事件

背景：“支左”与武汉的派性对立

1967年初，解放军奉命“支左”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在武汉，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支持的“百万雄师”与“工人总部”（工总）以及三钢、三新等造反派严重对立。1967年7月发出的中央来信称，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曾解散工总并把它打成“反革命”。据美国中央情报局1968年的情报报告，“百万雄师”据报有约50万工人、学生和干部参加。学者申晓云引用的造反派材料称，仅6月16日至24日，武汉的武斗就造成350余人被打死、1500多人重伤、1万5千余人轻伤。

据申晓云的研究，毛泽东于7月14日晚到达武汉，随行的有杨成武、郑维山、汪东兴，周恩来早一天到达；毛泽东当时的指示是“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鸿霞”，同时说“百万雄狮”是群众组织，“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副总理、公安部长谢富治也从西南来到武汉。中情局报告记载，谢、王一行7月14日到达时，周恩来已在武汉谋求解决，中央在这场冲突中选择了一方。1978年湖北省委和武汉军区党委的报告则称，谢富治、王力等人到武汉后“支一派，压一派”，煽动反军乱军，加剧了武斗。

7月20日：王力被揪斗

7月20日凌晨，“百万雄师”成员和武汉军区独立师、第二十九师的部分官兵乘坐上百辆卡车和几十辆消防车，冲进谢富治、王力下榻的东湖宾馆，把王力抓到军区大院。1967年7月26日的《武汉军区公告》称，谢富治遭到推打、围攻，王力和工作人员以及北航红旗的学生遭到绑架和殴打。中情局报告称，王力被带到军区司令部，在体育馆里被推搡了几个小时后被看押；申晓云写道，王力被关进一间6平方米的小屋，因拒绝签字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被打断踝骨。此后武汉街头出现了反对王力的大规模游行。

据申晓云的研究，林彪方面以毛泽东的安全受到威胁为由，要求毛离开武汉；7月21日凌晨，周恩来安排毛泽东从东湖宾馆后门转移，到王家墩机场乘飞机去了上海。中情局报告称，事件消息传到北京后，东海舰队进入戒备，数艘舰只被派往长江上游，周恩来返回武汉设法使谢、王获释，据报空军人员参与了营救。陈再道后来的回忆则说，冲进宾馆的人连谢富治都没碰，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住处他们也没去，“根本没有丝毫危及主席安全的迹象”。

“反革命暴乱”的定性与陈再道被打倒

7月22日，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受到机场数万人的欢迎。据申晓云的研究，林彪当晚主持会议，把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24日凌晨陈再道一行15人飞抵北京，25日天安门召开百万军民大会批斗陈再道。7月26日，改组后的武汉军区发布公告，把事件称为“叛变行动”，说王任重和陈再道是“罪魁祸首”，宣布与陈再道“划清界限”，并为工人总部平反。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给武汉军民的信，称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要求对策划者“立即追查，依法查办”；同日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被撤职。

中情局报告记载，7月22日江青提出“革命群众可以用武器自卫”，随后报刊对解放军展开一系列攻击，最终是8月1日《红旗》杂志的社论，鼓吹揪党内和军内一小撮。中情局认为，武汉事件把文化大革命推进到“迄今最左的阶段”。据1978年的报告，事件后武汉军区独立师（八二〇一部队）被称为“叛军”，“百万雄师”被称为“百匪”和“反革命组织”，许多相关干部群众被抄家、揪斗、长期关押，有人被打伤、打死。

1978年的平反

1978年9月24日，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和武汉军区党委向中央提交《关于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请示报告》，称事件完全是林彪和“四人帮”为篡党夺权而“亲手策划挑起”的，报告引述叶群1967年7月18日给刘丰打电话说“有事找王力，听王力的话”。报告把7月20日的经过描述为群众和指战员对王力的活动“十分愤慨”，上街游行反对王力，部分人“把王力拉到军区大院进行说理斗争”，要求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为受迫害者平反。11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这一报告，同意对“七·二〇事件”平反昭雪，但规定平反的决定和事件经过“不要登报和广播”，要求干部群众“顾大局，向前看”，“不要纠缠历史旧帐”。

不同的解释

对事件的性质，前后两种官方定性截然相反：1967年中央文件称之为军区个别负责人反对中央的严重政治事件，1978年的平反文件则把责任归于林彪和“四人帮”。中情局1968年的报告指出，事后的红卫兵记述在若干点上相互矛盾，事件的来龙去脉仍不清楚。美国学者罗宾逊（Thomas W. Robinson）1971年的论文认为，武汉事件是1967年革命暴力的顶点和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武汉的地区军事当局站在“保守”派一边并直接向北京挑战，“带有某些军阀政治的特征”。申晓云认为，现存各种版本都因各自的利害关系隐去了关键情节，陈再道的记述仍想把事件说成是自发的；她还认为这一事件是文革中毛泽东与林彪交恶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