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

从“581”到“651”

1957年10月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据孙家栋回忆，钱学森、赵九章等科学家在中国科学院座谈会上建议中国也开展人造卫星研究；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时值大跃进，中国科学院在当年6月的动员大会上提出要放重型卫星，向1959年国庆十周年献礼，并于同年下半年成立以卫星和火箭为研究对象的机构（代号“581”），钱学森、赵九章分任正副组长。1958年秋，赵九章率代表团赴苏联考察空间技术，受到冷遇，回国后说“只有靠自己”。由于缺乏基础理论和运载能力，加之经济困难，卫星研制于1959年初暂停，转而集中研制探空火箭；1960年2月19日，T-7M探空火箭在上海郊区发射。

1964年，中国先后试射自行设计的弹道导弹并进行首次核试验，卫星计划被重新提上日程。据孙家栋回忆，赵九章于1964年12月致信周恩来建议制订卫星计划，钱学森也提出类似建议；1965年，卫星工程经中央批准上马，代号“651任务”。同年秋，科研人员连续42天讨论卫星总体方案，计划于1970年发射。1966年1月，赵九章任中国科学院“651”卫星设计院院长。

文化大革命中的研制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卫星研制队伍受到冲击。据新华社2016年报道，1967年初，长征一号总设计师王希季等许多科学家遭批判并被靠边站，起草发射方案的钱骥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火箭专家姚桐斌在家门口被殴打致死；赵九章于1968年不堪迫害自杀。孙家栋称，中国科学院的卫星研制队伍“就此瘫痪”。

1967年，周恩来、聂荣臻抽调钱学森重组卫星研制队伍，孙家栋被调来负责总体技术。1968年2月20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成立，钱学森兼任院长，东方红一号由该院负责研制。孙家栋回忆，经审查，“100多人的团队中竟有一半不合格”，被要求“靠边站”的人员白天赋闲，晚上仍进入实验室参加攻关；周恩来曾亲自过问接线板等工艺难题。

技术目标与卫星设计

1967年，第一颗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运载火箭定名为“长征一号”。卫星为近似球体的72面体，直径1米，设计方案修改过程中重量由150公斤增至173公斤。国家提出“上得去、抓得住、听得着、看得见”四项要求：长征一号以中远程导弹为第一、二级，以探空火箭技术研制第三级；地面测控采用多普勒测速定轨；卫星以电子乐音发生器播放《东方红》乐曲，由中央广播电台以大功率设备接收后转播，同时公布频率供海外自行收听；为使肉眼可见，在火箭第三级上加装可在太空展开的高反光“观测体”。孙家栋称，卫星重量超过此前苏、美、法、日四国首颗卫星之和，但这“并不说明我们卫星制造水平高”，173公斤中电池就占80多公斤。国防科技大学研究者2015年的论文认为，可观测球体、轨道、乐音发生器等技术设计都受到政治宣传需要的影响。

发射

1970年2月，卫星和火箭运抵酒泉卫星发射中心。4月24日21时35分，长征一号点火升空，约15分钟后星箭分离、卫星入轨。新华社4月25日发布新闻公报，公布卫星轨道近地点439公里、远地点2384公里、倾角68.5度、周期114分钟，重173公斤，以20.009兆周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公报称，这一成功是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林副主席即林彪）取得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丰硕成果”。中国由此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第五个独立研制并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卫星设计工作寿命20天，1970年5月14日停止发射信号，此后仍在轨道上运行。

评价与纪念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23位科技专家授予或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其中包括钱学森、孙家栋、王希季、任新民，以及追授的赵九章、姚桐斌、钱骥。2016年起，4月24日被定为“中国航天日”。2020年4月23日，习近平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称当年在陕北梁家河听到发射成功的消息“十分激动”，要求弘扬“两弹一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