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林批孔运动

从"批林"到"批孔"：运动的缘起

1971年9月林彪坠机身亡后，中共展开"批林整风"运动，批判林彪的"极左"路线。1973年，毛泽东在阅读郭沫若《十批判书》后写诗批评郭沫若对秦始皇评价过低；同年8月，《人民日报》发表杨荣国《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一文，将批判矛头引向孔子及儒家思想，为"批林"与"批孔"的合流埋下伏笔。江青、王洪文等人认为，这一将历史上所谓"儒法斗争"与现实政治相勾连的框架，可以借批判"复辟"之名打击她们在党内的政治对手。1974年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以（74）1号文件转发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正式在全国铺开。

首都体育馆动员大会："批林批孔批周公"

1974年1月24日与25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等在首都体育馆连续召开两场万人规模的动员大会：24日面向驻京部队，25日面向中央直属机关与国务院各部门，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均出席。会上，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与北京市委书记谢静宜发表煽动性讲话，将"批林批孔"的矛头与批判所谓"党内的现代大儒"相勾连，不点名地影射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江青还在"批林""批孔"的口号后加上"批周公"，借古代周公辅政的典故暗指周恩来。这场运动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被后世视为江青一派借助毛泽东发起的意识形态运动，行打击政治对手之实的一次操作。

从舆论造势到基层运动

运动展开后，"梁效"（"两校"的谐音，即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罗思鼎"等以集体化名发表的写作组文章大量见诸报端，以"评法批儒"的历史框架影射现实政治。1974年6月14日，江青煽动"揪现代大儒"，进一步升级对"党内大儒"的攻击；6月17日至28日，她亲赴天津，在工厂、农村、部队进行"儒法斗争史"宣讲；8月4日，她将宝坻县小靳庄大队树立为"批林批孔"的农村新典型，组织当地农民脱产写诗、演唱样板戏。运动很快从中央机关蔓延至全国基层单位，各地普遍成立学习班、组织大批判，不少地方党政军领导干部、知识分子被卷入批判。全国政协的学习小组会上，81岁的哲学家梁漱溟被要求参与批孔，他公开声明"我只批林，不批孔"，2月22日在小组会上发表题为《今天我们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发言。此后他遭到长达七个月的批判——先是六个月分小组批判，继而两个月的批判大会。9月23日，当主持人追问他的感想时，他引用《论语》回答："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以此表明批判无法动摇他的独立思考，成为文革后期知识界罕见的公开抵制姿态。

毛泽东的"不要搞成四人帮"与运动收场

1974年7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面批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搞帮派活动，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四人帮"这一称谓首次被提出，显示出毛泽东对江青一派借运动扩张个人权力已心生警惕，运动的政治势头因此受挫；但江青并未就此收敛，8月仍继续在小靳庄一带活动。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重病中的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17日大会闭幕，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一人事安排被普遍视为周恩来在病重之际对江青一派发起的一次成功反制，也标志着"批林批孔"运动作为一场全国性政治运动实际宣告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