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起因：人道主义与异化之争

1983年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3月7日，中国文联主席、中宣部原副部长周扬在中央党校的纪念学术报告会上宣读长篇论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文中讨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参与了文章的起草。3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对文中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论述表示不满。6月4日，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最早使用了"精神污染"这一概念，用来批评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文章。

邓小平提出"不能搞精神污染"

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整党不能走过场"和"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两个问题。他把精神污染的实质界定为"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并点名"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目前思想界比较突出的问题"，批评"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同时也提醒，"在强调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时候，仍然要注意防止‘左’的错误"。这篇讲话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运动展开与扩大化

全会之后，清除精神污染在宣传、理论和文艺界迅速展开，与同年8月开始的"严打"几乎同时进行。10月底，胡乔木在邓力群陪同下到人民日报社宣布中央决定：接受社长胡绩伟的辞呈，免去王若水的副总编辑职务。周扬也被迫以接受记者采访的形式公开作了自我批评。运动很快从理论问题蔓延到日常生活：一些学校规定不准穿喇叭裤、不准烫发；有的机关门口贴出告示，禁止"男士大包头，女士披肩发，涂脂抹粉，佩戴首饰者"进入大楼；抒情歌曲、轻音乐和部分外国文艺作品也受到批判，农村改革和经济特区一度也被一些人纳入"精神污染"的讨论范围。

划定界限与运动收场

1983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召集人民日报社长秦川、新华社社长穆青和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谈话，提出"清除思想战线上的污染，不要搞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上面去"，并划定了若干界限，包括不要干涉人们穿衣打扮、对抒情歌曲和轻音乐不要禁止、世界公认的名著不能封闭等。此后运动在各领域迅速降温。1984年1月3日，胡乔木在中央党校发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话，从理论上系统批驳人道主义和异化论，讲稿随后在《红旗》杂志发表并出版单行本。据记述，1984年初邓小平告诉中央有关负责人此事可以告一段落，运动由此收场，前后持续约三个月。

影响与评价

清除精神污染是改革开放初期党内围绕思想文化领域"收"与"放"的一次集中交锋，其中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思路，在1987年初胡耀邦辞职前后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再次出现。官方叙述强调这是在对外开放条件下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的必要斗争；当事人和不少研究者则把它看作一场被迅速叫停的"未宣布的运动"——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事后评论，人道主义和异化"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因为政治化而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