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严打"

背景：邓小平的"非常状态"判断

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刑事案件和恶性案件明显增加。1983年7月19日，邓小平在北戴河同公安部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原因在于对犯罪分子打击不力、判得太轻。他说"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要求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并称"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这次谈话以《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中央决定与人大立法

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严打"由此正式展开。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两项决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规定，对流氓、故意伤害、拐卖人口、非法制造买卖枪支弹药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则简化了审判程序，把这类案件的上诉和抗诉期限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十日缩短为三日。

执行方式与规模

严打按"三年三个战役"部署，第一战役从1983年8月持续到1984年7月。各地普遍采取统一时间、集中行动的方式：据当年带领一个野战步兵连参与行动的张贵丁回忆，他所在的豫晋交界某市由公安机关事先拟好抓捕名单，编成三十多个小组，每组由两名军人、一名警察和一名居委会干部组成，在午夜统一行动；天亮后，数百名被捕者被麻绳串成纵队游街示众。据《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一书引述的1984年10月31日第一战役总结报告，第一战役中法院判处86.1万人，其中判处死刑2.4万人，报告称这是"1950年镇反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打击"。

"流氓罪"与典型案件

1979年刑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的"流氓罪"——"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最高刑为七年有期徒刑；1983年的人大常委会决定使其最高可判处死刑。由于"其他流氓活动"的界定相当宽泛，这一罪名在严打期间被大量适用，其中一些案件后来引起广泛讨论：西安马燕秦因组织家庭舞会，与数百人一同被卷入"流氓"大案，案件于1984年审结，马燕秦等三人被判处死刑；朱德之孙朱国华也在天津被判处死刑并执行。

后续与评价

1983年开始的这轮严打持续约三年，此后1996年、2001年等又多次开展全国性严打，"严打"逐渐成为中国刑事政策中的一种常规化运动方式。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修订后的刑法，取消了"流氓罪"，将其拆分为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强制猥亵等具体罪名，同时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官方叙述把1983年严打视为在治安"非常状态"下依法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措施；法学界和海外研究者则多关注它以运动方式执法、从重从快处刑、压缩被告人诉讼权利等做法与刚刚建立的刑事法律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