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五反”运动

发起

1951年，各地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大量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要求“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8日又发出指示，要求反贪污斗争“大张旗鼓地去进行”，“三反”运动在党政军机关和国营企业中全面展开。

刘青山、张子善案

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案件是刘青山、张子善案。刘青山曾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时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时任天津地委书记。据共产党员网文章，两人被查出盗用飞机场建筑款、救灾粮、干部家属救济粮等，违法金额171.6亿余元（旧人民币，折合现行人民币171.6万余元）。1951年11月、12月两人先后被捕，经中共中央同意，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在保定召开公审大会，宣布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核准令，两人当日被处决。官方后来称之为“新中国反腐第一枪”。

“五反”

“三反”中揭发的许多贪污案涉及私营工商业者。1952年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要求在全国城市“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它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各大城市于2月上旬进入“五反”。各地组织工人、店员检举资本家；据胡其柱研究，上海先后有60多万职工参加，检举材料达30多万件。

3月5日，毛泽东提出把私营工商户分为守法、基本守法、半守法半违法、严重违法、完全违法五类，估计大城市中前三类约占95%，并定下“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处理原则。3月8日，政务院批准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处理贪污分子的规定和北京市工商户分类处理办法：贪污分子按数额和坦白程度分档处理，刑罚从机关管制到死刑，死刑须经中央或大行政区批准；“完全违法户”最重可判死刑并没收财产。

后果

据共产党员网文章，“三反”中共判处死刑42人、死缓9人、无期徒刑67人、有期徒刑9942人。“五反”对私营经济冲击很大：毛泽东在指示中要求“不得采用肉刑逼供方法，严防自杀现象发生，已发生者立即订出防止办法”；胡其柱据杨奎松、陈永发等人的研究指出，上海资本家中“自杀、中风、精神崩溃者不绝如缕”，运动后不少私营企业停工、亏损。中共中央随后缩小打击面、缩短运动时间，胡其柱称“五反”于1952年6月在全国范围内基本结束。在“三反”中，曾任上海市财政局、税务局局长的顾准等干部也被撤职。

评价

1952年3月，周恩来签署的政务院命令称“三反”“五反”“教育了国家工作人员，教育了全国人民”，将“肃清旧社会的污毒，树立新社会廉洁朴素的风气”。中共官方党史认为运动巩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2021年的历史决议也把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列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举措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