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压反革命运动

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仍有国民党残余武装、土匪和特务活动，新解放的西南等地区土匪暴乱尤为严重。1950年3月，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据历史学者杨奎松研究，毛泽东当时强调一切工作的重心是“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并未把大规模镇压列为首要任务。

“双十指示”与运动展开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双十指示”），批评一些干部把“镇压与宽大相结合”误解为片面宽大，要求对“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当杀者，应即判处死刑”，并公布判决、在报纸显著位置刊登消息；同时要求反对逼供信、禁止肉刑，判处死刑须经省一级党委批准。九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杨奎松引述，毛泽东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解释，此前财经问题尚未解决，现在“抗美援朝战争也打起来了”，“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运动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同时进行。

1951年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对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持械聚众叛乱、间谍、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等罪规定了死刑或无期徒刑等刑罚，并规定未列明的罪行可“比照”类似之罪处刑、条例施行以前的反革命罪犯亦适用。此后各地展开大规模逮捕和公开处决，并广泛动员群众参加。

收缩

1951年5月10日，罗瑞卿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报告：“全国处决反革命的总数，已经达到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若干地区且已超过了这个比例，需要适当地收缩”。他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农村杀人一般不超过人口的千分之一，城市一般低于千分之一、以千分之零点五为宜；对罪该处死但民愤不大者，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强迫劳动，以观后效”。会议决议将捕人批准权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杀人批准权收回到省一级，规定“凡是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9月的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报告承认，运动高潮后期出现偏向和错误，“其中有极少数是属于乱捕乱杀的错误”。杨奎松指出，收缩后部分地区捕杀仍在继续，华东地区5月至10月又处决了近4万人。

规模

罗瑞卿报告中的全国总数在公开文本中被隐去。他在9月的报告中列出，中南区已杀22万人、关押34万人、管制约60万人，西南区杀16万人、关押24万人、管制10万人。杨奎松引述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报告：运动以来全国共捕262万余人，其中杀71.2万余人，关129万余人，先后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38万余人；按当时约5亿人口计，处决比例约为千分之一点二四。杨奎松认为，由于存在瞒报等情况，实际处决人数可能更多。

评价与后续

1951年10月23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政治报告，称人民民主专政“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个大规模运动的胜利进展中，业已获得了进一步的巩固”。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应当肯定，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被杀的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同时提出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机关内部清查反革命“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并提到民主人士“对于镇压反革命，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有意见”。《惩治反革命条例》于1987年被全国人大常委会确认不再适用。2021年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把“镇压反革命”列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举措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