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风暴与上海夺权

背景：工人组织与两次冲突

1966年11月6日，王洪文等上海工人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这一全市性造反派工人组织未获以第一书记陈丕显为首的上海市委承认。11月10日，工总司千余名成员扣留多趟北上列车，试图直接向中央申诉，是为"安亭事件"——上海站36趟北上列车被扣留，铁路运输中断超过31小时。12月30日，在张春桥支持下，万余名造反派包围市委机关所在地康平路，是为"康平路事件"。这两次冲突使造反派组织与市委的对立进一步激化。

一月夺权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身份抵达上海，造反派随即宣布接管《文汇报》；次日又宣布接管《解放日报》。1月6日，"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联合在人民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陈丕显、曹荻秋在会上遭到批斗，大会宣布市委、市政府不再获得承认，上海原有的党政机构由此陷于瘫痪。

中央表态与全国扩散

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肯定造反派夺取两报的行动，反映了毛泽东本人的认可——据称毛泽东将这一事件称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致贺电，肯定上海的夺权行动，并号召全国学习上海经验。这场后来因《人民日报》社论而得名的"一月风暴"，迅速成为全国范围内向党政机关夺权浪潮的样板，随之而来的是各造反派组织为争夺权力而加剧的派性斗争与无政府主义倾向。

上海人民公社与"三结合"

1967年2月5日，人民广场召开大会，宣告"上海人民公社"作为新政权机构成立。然而2月12日，毛泽东找张春桥、姚文元谈话，指出"公社"这一名称并不合适，因为若全国普遍采用，将引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及国家体制是否存续的问题；中央随后于2月19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新建政权机构不再采用"人民公社"名称。2月24日，上海文化广场举行大会，"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等任副主任，其人员构成体现了造反派代表、军队代表与被"解放"的原干部三方结合的"三结合"模式。

后果与评价

上海的先例在1969年中共九大上受到表彰，此后多年被树为全国效仿的"革命"范本，但它也开启了文革中更大范围的"打倒一切"阶段——夺权浪潮扩散至全国，无政府主义倾向加剧，各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在不少地方升级为武装冲突。1月6日大会上被点名的陈丕显、曹荻秋二人被长期监禁审查：曹荻秋于1976年含冤去世，未及平反；陈丕显则于1975年获得平反，此后担任国家高层职务。中国历史学界对"一月风暴"的评价此后发生转变：1988年，历史学者金春明提出，所谓上海"一月革命"并非真正的革命风暴，而是一场被少数人操纵、服务于派性目的的运动，并非自下而上的自发群众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