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

旱灾、蝗灾与征粮

1942年，河南分属国民政府控制区、日军占领区和中共根据地。据牛津大学学者贝克（Mark Baker）的研究，1942年春夏河南发生旱灾，全省粮食产量比往年下降约一半；蝗虫、冰雹和大风也在一些地区毁坏庄稼。美国驻华大使高斯（Clarence E. Gauss）1942年11月转呈三等秘书谢伟思（John S. Service）赴河南考察后的备忘录称，河南农民多年来不仅要为一般人口生产粮食，还要供养驻扎当地的大批军队；当年春夏作物歉收，实物税和军粮征购又拿走了仅两成收成的大部分，预计可能有200多万人饿死，1000万至1800万人受到严重影响；进入该省的运输线有限，且被军需运输垄断。贝克认为，1942年夏，军队征粮和粮价飞涨在几周之内把旱灾造成的短缺变成了大范围饥荒，国民党军队和日本占领军都有以暴力征粮、夺粮的情况。

政府的灾情认定与救济

谢伟思的备忘录称，政府“迟迟才承认”河南的饥荒。据腾讯历史一篇考证文章，1942年9月在西安王曲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河南军方向蒋介石报告灾情，与此前一直瞒报灾情的河南省政府发生冲突，蒋介石决定将河南1942年军粮配额从420万石减为250万石；9月16日，河南省主席李培基成立河南省救灾委员会。该文认为，民间流传的蒋介石痛骂报灾的河南省主席、“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等情节（分别出自冯玉祥和王芸生事后的回忆）与史实不符。

《大公报》停刊

1942年12月，重庆《大公报》派记者张高峰赴河南采访。他根据叶县等地的实情写成《饥饿的河南》，总编辑王芸生改题为《豫灾实录》，于1943年2月1日刊出；次日王芸生发表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将催逼灾民纳粮的官员比作“石壕吏”。据美国大使馆向国务院的报告，社评批评政府在饥荒中继续征收田赋，《大公报》随即被政府停刊三天，试图向本国报道此事的外国记者被禁止发出电讯。关于停刊原因，腾讯历史文章援引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1943年2月4日的日记，称处分原因是该报“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该文并统计，中共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在此前半年已有40余篇河南灾荒报道。据《山东商报》报道，张高峰后来被驻军将领汤恩伯以捏造的罪名逮捕。

白修德的报道与赈粮运输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赴河南采访后，于1943年3月22日在《时代》周刊发表河南饥荒报道。美国大使馆1943年4月23日的报告称，白修德和福尔曼（Harrison Forman）向蒋介石面呈了个人报告，有关河南的报道日益增多，“据信将促成一些迟来的行动”；报上几乎每天都有为灾民募捐的消息，据中央社4月10日报道，约55.5万袋小麦已“奉中央政府指示”由陕西运往灾区，陇海铁路曾连续数日停运普通货物、专运救灾粮食。腾讯历史文章则认为，中央和地方的救灾在白修德报道之前已经展开；该文引述谢伟思的观察指出，从陕西进入河南的唯一铁路处于日军炮火射程之内，运粮能力极为有限。

沦陷区

贝克指出，在日军占领区同样发生大规模饥饿。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和据此改编的电影描写了日军以军粮赈济灾民的情节；腾讯历史文章称，未查到日军在河南以军粮赈济中国灾民的史料。

灾后与死亡人数

1943年6月30日，美国代办艾奇逊（George Atcheson Jr.）电告国务院，美国和其他观察者认为饥荒最严重的时期已过，麦收良好，但仍有大量民众死于营养不良和回归热；民众流离四散，大量土地被富裕地主收购，房屋被毁，牲畜被宰杀，驻扎河南的大批军队对民众的压迫、重敛和抢掠是沉重负担。

死亡人数说法不一。贝克估计约100万人死于与饥饿有关的原因，另有约300万人逃离家园，这是对学者加诺特（Anthony Garnaut）“略少于100万”估计的稍为悲观的解读；他指出常被引用的数字是300万。国民参政员郭仲隗晚年回忆称饿死500多万人，而省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据腾讯历史文章引述）。谢伟思1942年11月曾预估可能有200多万人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