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园口决堤

决堤动议的形成

1935年和1936年，国民政府聘请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法肯豪森两次为蒋介石制定《中国抗日战备建议书》，其中提出“最后的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以增厚其防御力”；据《北京日报》报道，蒋介石在这段文字上画了红线，并在页眉写下“最后抵抗线”。1938年4月13日，台儿庄战役胜利后不久，陈果夫上呈蒋介石，担心“大汛时，恐敌以决堤制我”，蒋介石批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核办”。

5月中旬，徐州会战形势逆转，中国军队撤出徐州。随后第一战区在豫东围攻日军土肥原贤二第14师团失利，兰封、商丘相继失守，日军逼近开封和陇海、平汉两条铁路的交会点郑州。5月21日，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姚琮致电军令部次长熊斌，第一个明确提出决开黄河大堤；此后多名高级参谋相继提出类似建议。据《北京日报》援引浙江理工大学教授渠长根的研究，6月1日蒋介石在武汉主持最高军事会议，档案中没有这次会议决议的直接记录，最后的决堤命令也是用电话下达；时任第一战区参谋长晏勋甫回忆，这次会议“同时决定黄河决口”。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南修防处主任陈慰儒回忆，程潜6月1日向他传达了决堤命令，他以枯水期水小、汛期难以堵口为由劝阻；次日程潜告诉他：“蒋委员长说，只要敌人知道黄河决了口，就不敢前进，水小也要决，马上派河兵动手。”

赵口两次掘堤失败

决口地点最初选在中牟县正北的赵口。据《北京日报》，第53军一个团于6月3日开始挖掘大堤；台湾“国防部”网站刊载的戴讌骅文章则记为6月4日上午6时开工。赵口堤段被当地人称为“金堤”，异常坚固，官兵以镐锹人力挖掘，口门越挖越窄，到接近水面时宽仅约1米；工兵用炸药爆破，只炸开了堤内斜面的石基，决口随即坍塌堵塞。负责决堤的第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亲临督工，加派第39军部队在附近另挖一道决口，仍未能放出水来。据《北京日报》，蒋介石在武汉“日必三四次询问决口情形”。此时日军已攻陷开封，前锋逼近中牟。

花园口决口

6月6日，在郑县一带担任防务的新8师师长蒋在珍到赵口查看后，建议在本师防区内另辟决口地点，经商震报请蒋介石批准。当夜，新8师的熊先煜率工兵营营长黄映清、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南修防段段长苏冠军等人前往花园口侦察，最终选定关帝庙以西约300米处。新8师吸取赵口的教训，在堤顶先开挖约50米宽的口门，分阶梯向下挖掘，挖至河底仍能保持约10米宽度。

6月9日上午，工兵用炸药炸坏堤内斜面石基，9时开始放水。台湾“国防部”网站刊载的文章称，蒋在珍并请薛岳部炮兵轰击口门；关于“挖堤”与“炸堤”，亲历者的记述并不一致——熊先煜日记未提炸药和大炮，新8师副师长朱振民的日记则记有“(9日)上午6时起，用炸药将堤内斜面石基炸坏”。起初水势平稳，随后河水猛涨，决口越冲越宽。当晚程潜给蒋介石的密电称：“截至晚8时，决口处被水冲开已达40尺，水深丈余，浪高三尺”。几天大雨之后，赵口的豁口也被冲开。

关于决堤前的疏散，《国家人文历史》刊文称，程潜5月31日决定在赵口决堤后，即拨款一万元，由郑州专员罗震和郑县县长全百慈向应迁离的百姓每人发放五元“逃荒费”，中牟县照此办理；历史学者穆盛博（Micah Muscolino）则指出，为免日军察觉，当局只作了极少的公开警告，只有决口附近的居民得到过某种通知。

“日机炸堤”的对外宣传

决口当天，蒋在珍发出一份事先拟好的电报，称“佳日(9日)上午8时，敌机三架炸开花园口河堤，职师正在抢堵中”；程潜当晚的密电也说“此间已拟订对外宣传”，口径为日军在中牟以北决堤，以图冲毁中国军队阵地。6月11日，蒋介石电复程潜，指示“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同日，中央社从郑州发出电讯，称日军以飞机大炮将黄河堤坝轰毁一段。据《北京日报》，商震于6月9日电令新8师用炸药炸倒决口附近的小龙王庙、民房和大树，伪造日军炸堤的现场；6月22日中外记者到花园口采访时，看到的是军民抢险堵口的场面。日方控制的《盛京时报》则于6月16日刊文，称决堤“为党军计划的行为”。

穆盛博指出，整个战争期间国民政府都拒绝为黄河改道造成的灾难承担责任，而将其说成日军暴行的又一例证；日方否认指控，并把洪灾说成中国漠视人命的证据。1945年后真相逐渐为人所知，国民政府转而把洪灾表述为民众为救国所作的牺牲。1967年，前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在《蒋总统传》中披露“我方将郑州的黄河堤炸毁，以滔滔之水对抗侵略之敌”；1982年，曾任第20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的魏汝霖在台湾发表《抗战时期黄河决口纪实》，记述了决堤经过。

洪水与战局

洪水使突入豫东的日军受困。据台湾“国防部”网站刊载的文章，日军第14师团一部在中牟被困，第16师团主力被洪水围困在尉氏、朱仙镇一带，日军不得不中止向郑州的进攻，由铁道东撤部队万余人，由黄河北渡部队7000余人。关于日军因此遭受的人员损失，《北京日报》称中日双方披露的数字从7000人至20000人不等。日军第16师团第20联队上等兵东史郎在日记中记述，6月14日早上部队接到“敌人炸毁了黄河堤坝，大队及时疏散”的命令，此后与后勤失去联络，给养断绝。

此后，新形成的黄河河道成为中日两军的分界线，双方分别沿河筑堤对峙，日军直到1944年才攻占郑州。穆盛博指出，日军随后改为沿长江水陆并进，武汉仍于1938年10月失守；台湾“国防部”网站刊载的文章则认为，决口连同徐州会战，为武汉会战争取了五个月的准备时间。

黄泛区与伤亡统计

据穆盛博的研究，决口后的洪水以每天约16公里的速度向东南推进，7月初进入淮河上游，再注入洪泽湖并漫入江苏。此后九年间，黄河经淮河水系在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泛滥，河堤多次溃决，泛区不断变动，直到1947年才回归故道，这一带被称为“黄泛区”。

各方的伤亡统计差别很大。穆盛博依据1948年韩启桐、南钟万编写的《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称1938年至1947年间洪灾在三省造成80多万人死亡、近40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安徽死亡逾40万人，河南逾32.5万人。《北京日报》称豫、皖、苏三省44个县89.3万人死亡，1200万人流离失所；1997年所立记事碑的碑文称“八年多共死亡八十九万人，逃亡三百九十一万人”。台湾“国防部”网站刊载的文章称，决堤造成“数百万人无家可归，数十万人丧失生命”。据风传媒2020年刊文引述，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洪小夏认为，89万是1938年6月决堤到1947年3月黄河归故期间三省所有病、饿、溺死者的总数，当时因决堤本身造成的死亡约为3万人。

堵口与黄河归故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决定堵复花园口，引黄河回归1938年以前的故道。据《北京日报》，1946年2月黄河堵复工程局成立，3月开始花园口堵口工程；工程得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的大量援助。此时黄河故道大部分处于中共控制之下，当地利益方反对引河归故；历史学者艾志端（Kathryn Edgerton-Tarpley）的研究指出，黄河改道工程因此高度政治化，卷入了国共内战。1947年3月，花园口堵口合龙，黄河回归故道。

国民政府在堵口处立有“民国堵口合龙纪事碑”，正面刻有蒋介石题写的“济国安澜”四字。1997年8月28日，河南省人民政府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另立“黄河花园口掘堤堵口记事碑”。据水利部宣传教育中心介绍，民国碑文仅称“决口”“决堤”，对人为扒口避而不谈；1997年碑文则记载了从扒口到堵口的经过，以及国共两党围绕堵口展开的谈判与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