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

会战前的武汉

1937年底南京失守后，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但军事委员会和大批党政机关仍驻武汉，武汉一时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据历史学者麦金农（Stephen R. MacKinnon）的研究，1938年春，大批因战争流离失所的难民涌入武汉三镇；他援引当时流行的说法，称武汉是“中国的马德里”，罗伯特·卡帕、奥登、衣修伍德等外国作家和摄影师都曾到访。会战开始前，日本航空兵多次空袭武汉，中国空军与苏联志愿航空队在武汉上空迎战，其中包括1938年4月29日日本天皇生日“天长节”当天的空战。据新华社报道，抗战期间苏联先后派遣2000多名飞行员来华支援。

国民政府对这次会战的设想，据《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所载蒋介石的说法，是“保卫武汉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积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北西南之建设”。台湾《空军军官双月刊》刊文引述，蒋介石曾召集保卫武汉的各部队官长训话，要求“高级将领应抱定必死的决心，誓与武汉共存亡”。

双方兵力

日军以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统一指挥，由冈村宁次指挥的第11军沿长江两岸西进，东久迩宫稔彦王指挥的第2军沿大别山北麓经六安、固始、潢川一线向信阳推进，再南下迂回武汉。关于双方兵力，新华社称日军动用35万人，中国集结百万大军；澎湃新闻2015年的文章称中国军队先后投入14个集团军50余个军约100万人，日军第2军约17万人、第11军约20万人，总兵力接近40万人。中国方面在长江沿线的防务中，马当守备区直属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指挥。

长江沿线作战

据日军《熊本兵团战史》，1938年6月6日日军第6师团向庐州以南的中国军队警戒阵地发起进攻；6月12日，日军攻占安庆，长江上的马当要塞成为前沿阵地。6月24日，波田支队2000多人在海空军掩护下于马当下游约30公里的香口强行登陆；据江西彭泽县融媒体中心整理的资料，6月26日拂晓，日军在长山西端中国海军第2总队第7中队阵地前施放毒气，当天下午马当要塞陷落。此后日军沿江西进，相继攻占湖口和九江。

9月，中国军队在武汉下游约150公里、以山锁江的田家镇要塞阻击日军。日军第6师团在太湖、黄梅、广济、田家镇等战斗中伤亡较大；据该师团所属联队战史记载，第6师团8月1日至10月26日战死2308人、战伤7277人。

万家岭

九江失守后，日军第11军一部在江西北部向德安、南昌方向进攻。1938年秋，第106师团孤军深入江西德安县境内的万家岭一带，被薛岳指挥的中国军队包围。日本士兵那须良辅后来在《地狱谷中的三个星期》中写道：“我们向这条峡谷进军，后来才知道，周围的山中有数万敌军在等着我们！”他在10月8日的记述中称双方进行近战，部队“几乎没有了粮食，只能靠稻壳抵御饥饿”，靠飞机空投补给。新华社称，中国军队激战10余天，歼敌一万余人，“几乎全歼日军第106师团主力”；中国大陆将此战与平型关、台儿庄并称为“抗战三大捷”。据日方《熊本兵团战史》，第106师团在整个武汉会战中战死3321人、战伤4085人、战病9905人。

撤离武汉

10月，各路日军突破外围防线，逼近武汉。10月24日，中山舰在长江金口水域遭6架日机轰炸沉没，舰长萨师俊等25名官兵阵亡。据《环球人物》报道，当晚蒋介石夫妇乘飞机离开武汉飞抵衡阳，后经长沙、广州、桂林，于12月9日率军事委员会抵达重庆。

据美国驻汉口总领事乔斯林（Paul R. Josselyn）10月25日发回的电报，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当天上午宣布中国军队决定撤离武汉，并称“保卫武汉地区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占有三镇，而在于掩护东南和华中的人力物力向西北和西南转移”，在长江沿线抵抗六个月之后，已无必要继续保卫武汉。10月26日，乔斯林报告，日本驱逐舰已抵达汉口江面，日本陆军分队已到达汉口日租界。

伤亡统计

双方伤亡数字差别很大。据澎湃新闻2015年的文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根据各部队战斗详报统计的日军伤亡为25.6万人；日本防卫厅1975年出版的《战史丛书》记载，日军第2军伤亡9600人、第11军伤亡21886人，合计31486人；另有日军调查表显示，仅第11军就有10万余人患病。该文作者根据日军各师团、联队史推算，日军战死、战伤约5.5万至7万人，另有10多万患病人员。台湾《空军军官双月刊》刊文称，中国军队伤亡40多万人，日军伤亡20多万人。

武汉失守之后

日军虽然占领武汉，但未能迫使国民政府屈服。新华社称，武汉会战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中国战场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台湾《空军军官双月刊》刊文称，国军主力大部分得以保存，日军直到1944年的“一号作战”才再发动与武汉规模相当的大规模作战。1938年12月，时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离开重庆出走河内，此后与日本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