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

背景：湘江之后的争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12月1日渡过湘江后，红军人数已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此后，中共中央领导层围绕进军方向发生争论：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上，毛泽东主张放弃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博古、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坚决反对；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采纳了西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主张，并决定攻入遵义后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经验教训；1935年1月1日的猴场会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改变军事上由李德专断的状况。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

会议经过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官方统计与会者共20人，包括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中央秘书长身份与会的邓小平，以及列席的李德和翻译伍修权。

会上，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把失败主要归于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毛泽东作长篇发言，认为失败主要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造成的，批评博古和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他的意见得到多数与会者支持，凯丰则反对毛泽东的意见；李德表示自己只是顾问，不接受批评。

会议的决定

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常委再行分工；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还改变了黎平会议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改为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

会后的调整分几步完成。2月上旬，红军到达川滇黔交界一带，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2月8日，中央书记处发布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经验教训的决议大纲，由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向各军团传达。此后不久的苟坝会议后，又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

评价

中共官方认为，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不过，会议本身并没有让毛泽东担任最高职务：会后负总责的是张闻天，军事上作最后决定的是周恩来，毛泽东是政治局常委和周恩来的帮助者。参加会议的邓小平后来回忆说，尽管名义上毛泽东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

史料与争议

遵义会议没有留下完整的会议记录。1959年，中央档案馆在答复遵义会议纪念馆时说，"关于参加遵义会议都是哪些人的问题，我们在中央档案中未找到正式可靠的文件"，只有一件未署名的材料列出了与会者，后经确认是陈云为传达会议精神撰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份提纲没有提到邓小平、李德和伍修权；官方后来根据邓小平本人的追忆和伍修权等人的回忆，将邓小平列为与会者。学者杨炳章（Benjamin Yang）对此提出质疑，认为邓小平或许以记录者身份在场，但"很难说是被选定的与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