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

战略失败与突围决策

1934年秋，中共最大的农村根据地——江西中央苏区——已濒临军事崩溃。国民党第五次"围剿"（1933—1934年）在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的指导下，采取稳步推进、大规模修筑碉堡的战略，摒弃了此前历次"围剿"的大范围机动攻势。中共的军事决策权掌握在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和博古手中，毛泽东的异见遭到压制；他们以阵地战对抗这种打法，而红军在火炮和后勤上均处于明显劣势，这一选择代价惨重。

放弃根据地、向西突围的决定由少数领导人秘密作出，大多数战士始终不知目的地。1934年10月16日夜，主力部队约86000人——包括党政领导、军事指挥员及庞大的非战斗人员——渡过于都河，开始了这场为期一年、跨越中国最险峻地形的战略转移。

湘江之战与遵义会议

长征初期损失惨烈。部队携带着庞大的辎重（包括印刷机、工业机械和档案），在国民党军队的不断追击下行动迟缓。1934年11月，红军在渡过湘江时遭受毁灭性打击，出发时的约86000人锐减至不足30000人。这是整个长征中伤亡最重的一役，也彻底动摇了博古和李德领导层的威信。

1935年1月，红军短暂占领贵州遵义城。遵义会议（1月15至17日）是长征途中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扩大的政治局会议批评了博古与李德的军事路线，将实际军事指挥权转移给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常委，并开始从共产国际主导的策略转向毛泽东强调的机动游击战术。这次会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史学中被奉为党"学会独立自主走路"的转折点。

从遵义到延安

遵义会议后，长征的性质从撤退逐渐转变为延伸的游击作战。毛泽东率部四渡赤水，令国民党追兵疲于应付。此后的关键战役包括：1935年5月以一支先遣小分队智取敌船、顺利渡过金沙江；5月29日飞夺泸定桥——但孙书云等人后来收集的幸存者口述表明，渡桥时守军已大部撤离，"枪林弹雨中踏铁索冲锋"的官方叙事存在显著夸大；以及翻越白雪皑皑的夹金山、穿越川甘边境的茫茫草地——严寒、饥饿与疾病夺去了又一批战士的生命。

张国焘另立中央

长征期间中共内部最严峻的统一性挑战，来自内部而非国民党军队。1935年6月，毛泽东率领的第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与张国焘指挥的第四方面军会师时，张国焘麾下约八万人，是毛泽东残部的八倍有余，凭此优势谋求统一指挥两军。毛泽东一派拒绝退让，于1935年9月率部秘密北上，张国焘随即在卓克基另立临时中央，直接挑战中共的合法性归属。他命令所部南下进入川西和青海高原，此举酿成灾难：第四方面军在严寒、疾病和恶劣地形中损失惨重，精锐折损殆尽。张国焘最终放弃另立中央的主张，残部于1936年与红军主力会师。1938年，他投奔国民党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史学将这段历史压缩为派系叛乱的脚注；张国焘本人在流亡期间写就的回忆录，则描述了一场关于党的未来走向的真实权力争夺——而毛泽东一派是通过政治手腕而非民主程序赢得了最终胜利。

1935年10月，第一方面军抵达陕北苏区时，幸存者不足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早在1935年9月便已抵达陕西永坪，比第一方面军提前整整一个月。该部于1934年11月从鄂豫皖苏区出发时仅约三千人，是最先完成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抵达后与当地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第十五军团，在第一方面军到来之前率先巩固了根据地。贺龙领导的第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从湘鄂根据地出发，于1936年10月完成自身的长征。综合中共各路长征队伍的数字，从合计约二十万人的出发兵力中，最终完成长征者估计约在三至五万人之间。各路红军在陕北会师后，延安成为中共新的根据地，也是此后第二次国共合作、乃至最终赢得内战的战略出发地。

神话与历史记录

长征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神话，在中共史学中被赋予近乎神圣的崇高地位。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以在延安对毛泽东及其他幸存者的长篇访谈为基础——将长征故事传播至国际受众，并在此后数十年间塑造了西方世界对中共的同情形象。此后的批判性学术研究，尤其是孙书云的《长征》（2006年），通过走访幸存老兵，记录了与官方叙事存在重大出入的历史细节：红军沿途对地方居民的征用、组织内部的强制行为，以及路线选择的随机应变而非战略预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