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背景：“两个凡是”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后来被称为“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据《光明日报》2019年的文章，“两个凡是”出来后，拨乱反正“变得寸步难行”。

文章的写作与发表

南京大学政治系教师胡福明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回忆，他认为“两个凡是”是阻碍拨乱反正的主要障碍，但无法直接批判，于是以林彪的“天才论”和“句句是真理”作为“替身”，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批判唯心主义先验论。1977年夏他写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初稿，寄给《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王强华。1978年4月，新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决定把文章从哲学版移到头版，组织多人修改，参与者包括马沛文、王强华和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吴江等人；胡福明说，文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至于标题中的“唯一”二字是谁加上的，他“并不知道”。据胡福明转述，杨西光说胡耀邦交给他的任务是要将“两个凡是”转到拨乱反正。

文章最后由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定，1978年5月10日先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5月11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登在《光明日报》头版，全文6200多字。新华社当天向全国发了通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次日转载，许多省级报纸也相继转载。

争论与邓小平的表态

据胡福明的回忆，文章发表后“巨大的反响和来自最高层的指责几乎同时产生”：5月12日晚，一位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的人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现任总编辑，称这篇文章“很坏很坏”，是“砍旗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分管意识形态的汪东兴批评胡耀邦、杨西光和《光明日报》犯了严重错误、违背纪律。6月2日，邓小平应罗瑞卿之邀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此后讨论从北京扩展到各地。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官方定性

1978年11月至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真理标准问题成为讨论的重要内容。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称，华国锋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光明日报》2019年的文章把这篇文章称为“春风第一枝”和“党和国家实现历史性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

不同的解释

澳大利亚学者泰伟斯（Frederick C. Teiwes）和孙万国（Warren Sun）2023年的研究对通行叙事提出修正。他们认为，把1978年5月起的争论描述为“凡是派”与改革派之间的激烈斗争“并非全无道理”，但夸大了情况，冲突主要发生在理论战线上的较低层人物之间，并没有深度牵涉最高领导层；华国锋与邓小平在真理标准问题上只有细微差别，没有根本分歧，两人都不希望意识形态问题干扰中央工作会议的经济议程。他们还指出，1979年3月底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要求坚持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做法。该研究引用的孙长江的话说，参与者“从没想到”文章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应，也没有预见到它会影响华国锋的领袖地位；研究称孙长江是文章的“主要作者”，这与以胡福明为主要作者的通行说法不同。

讨论的影响也延伸到对外政策。据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1979年11月的电报，一名消息人士说，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下，中国已不可能继续指责苏联是修正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