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文革屠杀

背景：“联指”与“4·22”

据曾参加1981年中央赴广西调查组和1983–84年“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组”的公安部干部晏乐斌2012年在《炎黄春秋》发表的回忆，广西文革初期并无明显的两派。1967年3月起，围绕是否支持广西党政负责人韦国清“站出来”领导运动，群众组织分裂为支持韦国清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联指”）和反对的“4·22”。广西军区起初支持“联指”；1967年8月周恩来接见两派代表时表示支持“4·22”，军区随即检讨，但据晏乐斌说实际仍暗中支持“联指”。1968年2月，支持“4·22”的部队被调走；4月，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内定“4·22”为反动组织。

晏乐斌认为，大批死人集中在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67年冬至1968年春，农村刮起所谓“红色风暴”，称四类分子要“造反”杀干部群众，一些地方成立“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杀了一大批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其子女，也乘机杀了一些“4·22”观点的人；灵山县“联指”统一行动，全县杀死2900多人。第二阶段是1968年春夏各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以“保卫红色政权”和破获“反共救国团”为名，把“4·22”成员和干部群众当作“反共救国团匪徒”处决：上思县革委会成立后1639人被杀，融安县革委会成立后一个半月杀了三千多人。晏乐斌写道，杀人“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而且多数是在革委会成立后有领导地进行的”。

七·三布告与南宁、桂林

1968年7月3日，经毛泽东批示“照办”，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七·三布告”，称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的“阶级敌人”制造了破坏铁路交通、抢劫援越物资、冲击解放军机关、抢夺武器等“一系列反革命事件”，要求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交回武器，对“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等反革命分子依法惩办。晏乐斌说，1983年的调查证实，布告所列罪名是根据广西军区和广西革筹小组的报告加在“4·22”一派头上的。

布告发布后，南宁调集14个县的武装民兵和多支部队，从7月31日起用迫击炮、无坐力炮等武器围攻“4·22”据点，8月8日攻下。晏乐斌引述的材料称这次围剿造成万余人死亡，解放路一带33条街巷被焚毁；据他引用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仅围攻解放路和展览馆就打死1470人，被俘9845人，其中交各县民兵押回的7012人中有2324人在途中或押回后被打死。8月20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和警备区以落实七·三布告为名展开搜捕，即“八二〇事件”，据晏乐斌，事件及其后桂林市和桂林地区12个县有一万多人被枪杀、打死或逼死。

武宣等地的吃人事件

晏乐斌写道，1968年武宣县被分尸吃人肉、吃心肝的有38人，全县113名国家干部和职工吃过人肉、人心、人肝，武宣、武鸣、上思、贵县、钦州、桂平、凌云等县都发生过类似暴行。美国学者苏堂栋（Donald Sutton）1995年的论文专门研究武宣的吃人事件，依据作家郑义的调查指出，1981–83年调查组进入武宣后，15人被判入狱，130名党员干部受处分；自治区曾宣布开除所有吃过人肉者的党籍，但因担心文件流到香港，这些规定很快被收回。苏堂栋认为这是一种带有仪式性质的吃人行为，并探讨了为何发生在武宣这样贫穷偏远的地方。

死亡人数与“处遗”

广西文革死亡人数各方说法差异很大。据晏乐斌，1979年1月自治区党委向中央报告1967、1968两年全区“非正常死亡”4.4万人；1981年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说“文革10年，广西死了（非正常死亡）70400人”；1981年调查组仅据部分地市汇报估计不少于10万人；另有说法称20万甚至50万。1984年1月，自治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根据各级上报统计，“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数有8.97万人”，其中武斗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余7.9万多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打死和枪杀的”，另有失踪2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3万多人。晏乐斌说，桂林地区1967、1968两年死亡的11027人中只有458人死于武斗。

晏乐斌回忆，1981年调查组在广西受到区党委派来的人“严密监视”，调查组回京后即遭区党委办公厅人员和韦国清向中央控告。1983年3月中央调整广西领导班子，派出受宋任穷、习仲勋直接领导的40人工作组，自治区和各地也组织“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组；部分凶手在这一阶段被追究，如全州县东山公社坑杀76人的组织者黄天辉1985年1月被处决。被害人此前在1974年才被定为“非正常死亡，属人民内部矛盾”。美国学者魏昂德（Andrew Walder）利用20世纪80年代的调查资料认为，广西的高死亡人数主要不是社区内针对“阶级敌人”的集体屠杀，而是一场由村庄民兵执行的全省性“平叛”运动的产物（见下方叙事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