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运动

从学习运动到整风

据《中国组织人事报》2021年的文章，中共中央认为遵义会议后党内对王明“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还没来得及清算，而抗战以来党员增加了70多万，大多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由此开始。1942年2月1日，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报告（原题《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随后又作《反对党八股》报告。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方法是阅读文件、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反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据《光明日报》2012年的文章，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讨论“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4月至6月，延安参加整风的人数达10098人；6月8日，中央发出指示，将整风从延安推向全党；1943年4月3日，中央又决定在全党继续开展一年整风。

王实味与《野百合花》

1942年3月，延安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在《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和23日分两次发表杂文《野百合花》，批评延安的等级待遇。他写道：“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它必要与合理”，并称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大人物”享受着不必要、不合理的待遇。此后王实味在整风中受到批判，后被捕，先后被扣上“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等罪名，1947年在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行军途中被杀。1991年2月7日，公安部为他彻底平反。

审干与“抢救运动”

整风后期与审查干部、清查特务结合在一起。康生1941年8月任干部调查委员会主席，1942年7月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席（主席为毛泽东），同时主管情报与安全工作。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作《抢救失足者》讲话，称“为了挽救失足青年，我们有菩萨的心肠，但为了坚决镇压特务，我们又有钢铁意志”，由此开始了所谓“抢救运动”。学者吴一迪指出，目前的研究很少认为运动中宣称的“特务”真实存在；他认为国民党特务确曾渗透陕甘宁边区，但中共有意识地夸大了内战爆发的可能，大大高估了特务的数量。国民党方面主管军事情报的唐纵在1942年8月的日记中则写道，国民党对中共“毫无内线”。

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规定这次审干“不称为肃反”，并将过去“逼供信”的做法——对审查对象施以肉刑或变相肉刑、被审人随意乱供、审讯者轻信供词，导致乱捉、乱打、乱杀——定性为“完全主观主义的方针与办法”。决定承认“在审查运动中，一定会有过左的行动发生”，称延安已审查出二千多人，“其中有一部分人被弄错了或被冤枉了”，并要求对被冤枉的人“必须予以平反”。

历史决议与整风结束

从1943年9月起，整风进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阶段。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由任弼时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博古、洛甫（张闻天）等组成的委员会起草，最后经毛泽东修改；它着重总结了党内历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的教训，并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贡献。官方以此为整风运动结束的标志。同年中共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官方叙述与学界研究

中共官方将延安整风定位为一场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认为它统一了全党认识，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吴一迪指出，在官方党史叙述中，康生被视为“抢救运动”所有错误的罪魁祸首，毛泽东则发动了“正确”的整风，并在抢救运动扩大化时及时制止；他指出陈永发、戴晴、高华等学者的研究把抢救运动与整风联系在一起，高华并确认毛泽东在整风党内斗争中的核心作用；吴一迪本人认为，康生不可能在没有毛泽东支持的情况下单独发动抢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