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遇刺与二次革命

宋教仁与首届国会选举

宋教仁曾在唐绍仪内阁任农林总长，1912年唐绍仪辞职后随之退出内阁，此后致力于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国民党组成后，理事会推孙中山为理事长，孙中山则请宋教仁任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主张由在国会占多数的政党组织责任内阁。在1912年底至1913年初举行的首届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在两院870个席位中获得392席，成为第一大党，在参议院占绝对优势，在众议院也略占优势。选举结果逐渐明朗时，宋教仁在长江流域各地演讲，批评袁世凯政府外交无能、财政失策，用上了“恶政府”“不如民意之政府”等词。据美国驻华代办卫理报告，宋教仁的友人称袁世凯曾多次表示，如果宋教仁任总理，他就不当总统。

上海车站遇刺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黄兴等人陪同下进入沪宁铁路上海站，准备乘车北上。10时45分左右，一行人从接待室走向检票口时，车站内枪声响起，宋教仁中弹倒地，被送往附近的沪宁铁路医院抢救，22日凌晨去世。临终前，他托在旁守护的于右任将全部藏书捐赠南京图书馆、请同志善待其老母，并请黄兴代拟致袁世凯的遗电，称“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立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凶手武士英趁乱逃入法租界，23日被捕，供称受应夔丞（又名应桂馨）雇用。应夔丞是帮会人物，在1911年上海光复中出过力，后在陈其美主政的沪军都督府任谍报科长。上海公共租界捕房随后从应家中搜出大批函电。

函电与案情

据北京大学学者张永对所获函电的梳理，应夔丞此前已通过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投靠袁世凯和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1913年2月2日，应夔丞致电赵秉钧，提出购买宋教仁在日本涉讼的材料以作抹黑；材料迟迟未能到手，3月13日应夔丞致信洪述祖称：“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3月18日洪述祖复电“寒电（即14日电）应即照办”，19日又电“事速进行”。案发次日，应夔丞电告洪述祖：“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

4月24日，武士英在羁押中死亡。4月26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通电公布从应宅搜出的函电证据；这批证据共53件，经程德全、黄兴等人检查、盖印并略加说明后公布。4月28日，赵秉钧发出“勘电”自辩，批驳这些证据。洪述祖逃往青岛德国租界，德方拒绝引渡。黄兴等人主张组织特别法庭审理，遭司法部阻挠后，接受由上海地方审判厅审理此案。政府一方的报刊则称陈其美、黄兴才是主使，学者尚小明认为这些报道没有拿出“哪怕是一封书信或一件电报”作为证据。

善后大借款与南北对立

4月8日，首届国会在北京开幕，出席议员682人。4月26日，北京政府由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徵祥、财政总长周学熙代表，与英、德、法、俄、日五国银行团在北京签订善后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为2500万英镑。国民党籍国会议员随后发表宣言，指政府“不交国会议决，擅行签字”，违背《临时约法》第十九条，并声明反对的是违法签约而“非反对借款”。5月2日，孙中山向各国政府和人民发出呼吁，称经调查“已证实北京政府牵涉在内”，请各国阻止银行团向北京政府提供款项。同日，美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

据美国使馆报告，各地商会纷纷致电北京，反对“二次革命”的鼓动。袁世凯先后免去国民党籍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和安徽都督柏文蔚，其中6月9日免去李烈钧的命令称李烈钧“措置乖方，实属不称厥职”。

二次革命

7月12日，二次革命在江西湖口爆发，李烈钧在湖口就任江西讨袁军总司令。14日，黄兴从上海到南京，迫使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被推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16日，袁世凯发布命令，称李烈钧“濳回湖口，果有勾煽军队，图谋作乱情事”，派段芝贵前往江西。上海、广东、福建等地也先后宣布独立；据美国使馆7月29日的报告，响应的有广东、福建、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六省，其中一些只是“半心半意”地支持。北京外交部还要求外交使团将黄兴、陈其美逐出上海公共租界。

讨袁军很快失利。8月上旬，孙中山、黄兴和前广东都督胡汉民已流亡日本，袁世凯对他们悬赏缉拿。9月1日，北军攻占长江流域最后一个讨袁据点南京；城破后的混乱中有三名日本人被杀，据日方说法是被张勋的部队枪杀，日本随后向北京提出道歉、惩凶和赔偿等要求。

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与国民党被解散

10月6日，国会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袁世凯于10月10日就职。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称查获李烈钧与国民党议员往来密电，宣布国民党各机关“限令到三日内一律勒令解散”，并对国民党籍国会议员“一律追缴议员证书徽章”。

刺宋主谋之争

宋案的幕后主使至今没有定论，此前已有“袁世凯说”“赵秉钧说”和“陈其美说”等结论。张永认为，函电证明是洪述祖和应夔丞谋划实施了刺杀，但袁世凯和赵秉钧参与到什么程度，材料很少：赵秉钧得知宋教仁遇刺时当着各部总长说“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北京警察总监王治馨在宋教仁追悼会上也透露过袁世凯与洪述祖的一段对话，他认为这一问题“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只能存疑”。尚小明在2018年出版的《宋案重审》中认为幕后主使是洪述祖；他同时指出，“刺宋”环节虽与袁世凯、赵秉钧没有直接关系，但二人与宋案的其他环节有关，而这些环节是导致刺宋案发生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