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大裁军

背景：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据新华网“百个瞬间说百年”专题，这一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由“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改为“积极防御”。1982年至1984年，解放军已进行过一轮精简整编和体制调整：据新华社的文章，1982年铁道兵部队集体转业到铁道部，1983年4月组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1995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白皮书把这一阶段称为80年代大规模单方面裁军的“序幕”，并说这一时期中国的安全环境“有了较大改善”。

军队机构臃肿是裁军的直接理由之一。曾长期跟随邓小平的张宝忠在回忆中引述联合国专家小组1980年代的一份调查：苏联、美国、联邦德国、法国军队的官兵比例分别为1∶4.56、1∶6.15、1∶10、1∶17，中国则为1∶2.45。关于裁军前的总兵力，中方公布的数字是423.8万人；美国中央情报局1986年的评估则估计，复员令下达前解放军约有520万人。

1985年军委扩大会议

据新华社报道，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6月4日，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会上讲话，宣布把解放军员额减少一百万，称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并说“减少一百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他提到，“消肿”比较难的是安置退下来的几十万干部，杨尚昆在小组会上讲了这个问题。白皮书则把宣布裁军的时间记为“1985年5月”。

讲话的主要部分讲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两个重要的转变”：一是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危险很迫近的看法；二是不再坚持针对苏联霸权主义威胁、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邓小平说，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我们要忍耐几年”。据新华网专题，会议提出把军队工作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转入和平时期建设轨道，并通过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

张宝忠回忆，邓小平在会上从1984年国庆阅兵讲起，说“八十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他批评各级机关十分庞大，与其说是“精兵”，不如说是“精官”，并说：“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留给新的军委主席。”

实施：撤并大军区与精简机关

据中国军网编辑的文章，1985年6月14日，中央军委发布《合并整编大军区》命令，撤销福州、武汉、昆明、乌鲁木齐四个军区，原有11个大军区调整为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成都、兰州七个。裁军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按先机关、后部队、院校和保障单位的顺序自上而下实施。新华网专题称，三总部和各大军区机关精简近一半。关于撤并单位的数量，张宝忠书中称减少军级以上单位31个、撤销师团级单位4054个；白皮书的数字是共减少团级以上单位5900多个。

白皮书还列出：科研、工程技术、教育、文艺、卫生等系统的大部分现役军官改为军内文职人员；全军削减火炮近1万门、坦克1100余辆、飞机近2500架、舰艇610余艘；101个军用机场和29座军用港口向社会开放。美国国防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论文集中，美国国防部官员吉尔林（Daniel Gearin）的章节称，这轮改革撤销了11个集团军，各总部人员减半，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的人员和预算则有所增长。

美国中央情报局1986年7月的情报评估引述中国报刊称，被复员的100万人中一半是军官，总后勤部也将精简50%。评估认为，邓小平裁军的动机很多，但他很可能认为，“以节省开支为理由，这一政策更容易让解放军接受”；裁军计划“也遇到一些阻力”，有前大军区司令员利用影响力阻止本军区的大规模裁减；评估并认为，解放军的裁减“并不像其所宣称的那样成功”，已公布的420万现役人数“实际上可能只是目标而非现实”。

完成与不同的评价

1987年4月4日，副总参谋长徐信在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宣布，裁减员额100万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全军总员额由423.8万人减至323.5万人。吉尔林的章节称，到1986年12月已完成复员目标的近一半，1987年4月基本完成，相当于把军队总规模削减25%，裁减人员大部分来自陆军。白皮书称此后又作了进一步裁减，至1990年全军总员额减到319.9万人，共裁减103.9万人，占裁减前总员额的24.5%。1988年，解放军开始实行新的军衔制度，建立文职干部制度。

各方对这次裁军的解读侧重不同。中国官方把它定位为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和对世界和平的贡献，白皮书称它与当时两大军事集团的军备竞赛“形成明显对比”，“对推动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央情报局的评估把裁军列为邓小平改革军队的三大目标之一“削减开支”的组成部分，同时看重其政治和职业化意义。吉尔林认为，这次裁军主要是对威胁认知和国内形势变化的回应；军队预算大幅削减后大量涉足商业，形成所谓“解放军公司”，作为意外后果，军内腐败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