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事变

背景：九一八事变后的上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中国各城市掀起民族主义浪潮和抵制日货运动。据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的研究，九一八事变迫使国民政府内部对立的派系结束分裂、组成新的统一政府，粤方作为自保手段，争取到让粤军第十九路军驻扎在其多数领导人居住的上海；上海地方当局则在避免与日本直接冲突和应付高涨的民族主义抗议之间小心周旋。十九路军总指挥为蒋光鼐，军长为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为戴戟，并得到行政院副院长、京沪卫戍司令长官陈铭枢的支持。

关于日本方面的动机，各方说法不一。大陆出版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1931—1945）》写道，日本为“转移视线”、减轻侵占东北的国际压力而在上海制造事端；书中引用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辅助武官田中隆吉的战后证词，称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曾从东京发电报给他，要他利用中日紧张局面策划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日本网站nippon.com的历史栏目也写道，一般认为事变起因于日方为压制中国抗日运动、转移列强对满洲国建立的关注而策划的阴谋。安克强则强调日本海军的作用，认为海军进入闸北是想对上海华人的反日立场实施惩罚，同时也想在与陆军的暗中竞争中显示实力。

从日僧事件到闸北开火

1932年1月18日下午，上海江湾路妙发寺的五名日本僧人在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总厂外与工人义勇军发生冲突，事后日方称一名受伤僧人死于医院。上述大陆史书称，这起冲突是在川岛芳子指使下由僧人投石挑衅引起的；日本政府2月7日的声明则称，僧人一行“无端”遭到中国暴徒袭击，三人重伤、一人死亡，并把1月9日《民国日报》刊登侮辱日本皇室的文章列为另一起因。1月20日晨，30余名日本人袭击三友实业社，焚烧三友毛巾厂，砍伤报警的巡捕；大陆史书称这是田中隆吉指使日本宪兵上尉重藤千春率领日本青年同志会所为。

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随后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四项要求：市长道歉、逮捕处罚凶手、赔偿医疗费和抚慰金、取缔排日活动并解散抗日团体；日本政府声明记这些要求于1月21日提出。1月27日，上海市长吴铁城同意取消各界抗日救国会，28日下午表示完全接受日方要求。对于此后的经过，各方叙述存在分歧。日本政府声明称，市长接受要求的答复于28日下午3时收到，但集结在上海附近的十九路军出于国内政治原因表现出不服从南京当局的迹象，似在作敌对准备；租界当局于当日4时宣布戒严，日本海军陆战队开赴闸北指定防区时，中国军队先行开火。国民政府的宣言则称，上海市政府已于28日下午1时45分作出连日本领事都认为满意的答复，而当晚11时25分日本第一外遣舰队司令官忽然通告，要求中国驻军让出防地，随即向中国军队进攻。大陆史书称，日本驻上海海军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于当晚20时30分发出要求十九路军退出闸北的通牒，通牒尚未送达上海市政府，日本海军陆战队2000余人已于11时30分向闸北发动进攻。

闸北巷战与第一次停战

驻守闸北的十九路军翁照垣旅随即还击。1月29日凌晨，蒋光鼐、蔡廷锴、戴戟联名发出通电，称日军“公然侵我防线，向我挑衅”，表示“虽牺牲至一人一弹，决不退缩”。据大陆史书，此前的1月23日，十九路军已在龙华召开驻沪营以上军官紧急会议，决定“与倭奴一决死战”。29日上午，日本飞机开始轰炸北火车站和商务印书馆等处，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被焚毁，东方图书馆也遭轰炸。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克宁翰当天致电国务院，转述日方的说法：占领闸北是保护日侨的措施、属于租界总体防卫计划的一部分，与总领事提出的要求无关；日方在头一夜的交战中伤亡95人，其中11人死亡；中方伤亡不详，但“必定高出许多倍”。

29日晚，经英、美等国驻沪领事斡旋，双方约定暂时停战。日本政府声明称中国方面次日违背承诺再次开火；大陆史书则称日方提出停战是缓兵之计，十九路军也借机调整部署，日本海军在停战期间增派驱逐舰、巡洋舰、航空母舰和数千名陆战队员到上海。日本随后撤换盐泽幸一，由第三遣外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中将接任指挥。2月1日深夜，南京遭到不到一小时的炮击。据李顿调查团报告，这一事件可能出于误会，但其重要后果是国民政府暂时从南京迁往洛阳。国民政府在移驻洛阳的宣言中表示，政府将“一面督励军警从事自卫，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一面仍运用外交方法”，要求各国履行条约责任，并称日本的行动使华盛顿九国条约、国联盟约和非战公约“毁弃无余”。

吴淞、蕴藻浜与第五军参战

野村吉三郎接任后，避免在闸北巷战，侧重空中轰炸，把主力北移至江湾、吴淞方向。据大陆史书，2月13日日军强渡蕴藻浜，在曹家桥附近突破守军防线，随后被包围，激战至当晚被全部歼灭；中国官兵伤亡近千人，“为开战以来第一次大血战”。日本内阁派植田谦吉中将率第九师团增援并接任指挥。时在中央军校任职的张治中目睹十九路军孤军作战，请求蒋介石派中央军增援，蒋介石任命张治中为第五军军长，所部于2月18日前后到达淞沪地区，担任左翼军。李顿报告记载，日军在2月20日开始的新攻势中发现，中国警卫军的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已与十九路军一同作战。

2月20日，植田谦吉在最后通牒被拒后下令总攻，主攻方向为江湾。22日，日军混成第二十四旅团乘晨雾突入庙行镇东端，中国军队全线反击，双方展开白刃战，大陆史书称战斗之惨烈“为开战以来仅见”；据书中所引日方资料，这次战斗日军伤亡800余人，十九路军和第五军伤亡1000余人。安克强认为，复杂的地形有利于军事上处于劣势的中国军队：他们在第一阶段充分利用了闸北的城区环境，此后又依托郊外的河网和战壕阻滞日军；但日军拥有远程火炮和空军两大优势，在整个冲突中独享制空权，最终靠投入大量武器才突破中国阵地。

浏河登陆与中国军队撤退

日本随后组建上海派遣军，以白川义则大将为司令官，增派第十一、第十四师团，据大陆史书，侵沪日军总兵力达到8万人。李顿报告记载，白川于2月29日抵达上海；3月1日，由于正面进攻进展缓慢，日军第十一师团主力在长江南岸七丫口附近登陆，迂回中国军队左翼，迫使中国军队退到日军2月20日最后通牒所要求的20公里界限以外。大陆史书称，浏河危急时十九路军和第五军曾请求军政部速派两个师增援，但军政部“置之不理”，蒋光鼐于3月1日晚9时下令全线撤退。3月2日，日军占领闸北、大场、真如，3日进抵南翔。李顿报告记载，日军司令官于3月3日下午下令停止战斗，中方指挥官于4日发出类似命令；中方强烈抗议日军第十四师团在停战后的3月7日至17日仍在上海登陆，并在约一个月后被调往东北。

《淞沪停战协定》

国际联盟大会于3月4日通过决议，英、美、法、意四国驻华外交代表依据这一决议协助中日停战谈判；大陆史书则记为3月3日国联开会决定要求双方停止战争。3月14日，外交部次长郭泰祺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会晤，决定双方停止军事行动；3月24日，中日停战会议开幕。5月5日，双方在上海签订《中日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即《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自当日起确定停战；在该区域恢复常态的办法决定之前，中国军队“留驻其现在地位”；日本军队撤回公共租界和虹口方面的越界筑路，“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之前”，撤军在协定生效后一周内开始、四周内完成；由中、日两国政府和英、美、法、意四国各派文武代表一人，组成十二人的共同委员会监督执行；协定的中、日、英三种文本如有歧义，以英文本为准。据李顿报告，日军撤出的地区于5月9日至30日间移交中国特别警察部队。

大陆史书认为，按照这一协定，中国军队实际上无权进入苏州—昆山—上海一线以外，上海成了“不设防的城市”，淞沪抗战“以中国政府的妥协让步而告终”。

伤亡与损失

关于伤亡，各方统计差异很大。大陆史书据不完全统计称，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官兵牺牲4270余人、负伤9830余人；上海市民死亡6080余人、受伤2000余人、失踪10400人，财产损失16亿元；书中引日方资料称，日本陆军战死620人、负伤1622人，海军战死149人、负伤700人。李顿报告转述中方的估计：军人和平民的死伤与失踪共约2.4万人，物质损失约15亿墨西哥银元。安克强的研究称，这场战事造成8300名士兵阵亡、11700人负伤，平民伤亡数以万计，数十万人沦为难民，闸北约三分之一的住房被毁；他引日本参谋本部的统计称日军伤亡2240人，另据乔丹（Donald Jordan）的研究约为3000人。台湾国防部出版的《陆军学术双月刊》2015年的一篇文章则称，国军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给日军造成“万余人的伤亡”。

国际反应与影响

战事期间，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于2月23日致信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博拉，指出始于满洲、后来扩大到上海的敌对行动表明必须忠实遵守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信中说，无须追究争端起因或在两国之间分摊责任，因为已经出现的局面无论如何都无法与条约义务相调和。李顿调查团在报告中表示，调查团并未正式调查上海事件，对其中的争议点不发表意见；但报告认为，十九路军从一开始就进行的顽强抵抗在全国受到热烈欢迎，日本最初的3000名海军陆战队要由三个师团和一个混成旅团接替、经过六周战斗才把中国军队逐退，这一事实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士气，形成了“中国必须靠自己的努力得救”的情绪，东北各地义勇军的抵抗也随之增强。

据大陆史书，上海民众组织义勇军、救护队、担架队等支援前线，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等开展支前工作；宋庆龄、何香凝于1月30日到真如十九路军前线指挥部慰问；十九路军收到的1068万元捐款中，四分之三来自海外华侨。日本方面称这次事件为“第一次上海事变”，中国则称“一·二八事变”或一·二八淞沪抗战。安克强认为，1932年的上海之战是一场全面冲突，而不是此后战事的预演；上海是第一座大量平民身处现代战争火线之下的城市，日军在这场战役中积累的经验成为其1937年作战的蓝本。五年后，中日两国军队在上海再度交战，即淞沪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