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

背景：华北事变与冀察政务委员会

1935年，日本军方加紧推动所谓华北分离工作。据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的文章，同年六七月间，日方迫使国民政府接连签署《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实际控制了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又鼓动“防共自治运动”，大陆史书称之为华北事变。11月下旬，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宣布“自治”。美国驻华大使詹森12月6日的电报说，宋哲元已经隐退，殷汝耕的飞机在北平上空散发支持自治的传单；电报还转述消息灵通的中国人士的看法，称南京无意为保住河北和察哈尔而冒与日本开战的风险。

国民政府派何应钦北上处理局势。据日本学者田中仁的研究，国民政府于12月8日决定设立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各方对这一安排的定性不同：大陆党史文章称，国民政府是为迎合日本“华北特殊化”的要求，把冀察和平津置于一般行政区之外；胡适当时向美国大使转述，国民政府参与其事，是为了劝阻宋哲元宣布独立、使其部队继续效忠中央，南京尚未准备好作战，但预料终须一战；何应钦离开北平时致各大学校长的告别书则说，设立委员会是“中央明令”，“人事之变更并不影响国家之统一”。日本陆军省联络官12月11日对美国驻日使馆武官说，何应钦与宋哲元关于在河北、察哈尔建立“半自治”政权的谈判进展顺利，日本陆军当局对此十分满意。

学生的组织与准备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35年11月成立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北平学生成立了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北平学联）。清华大学救国会的《告全国民众书》写道：“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2月6日，北平15所大中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发表《北平各校通电》，谴责国民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妥协退让政策。得知冀察政务委员会将于12月9日成立的消息后，北平学联党团决定在这一天发动请愿游行。田中仁的研究认为，一二九运动是由日本华北分离工作造成的“政治真空”以及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新方针传到平津地区而引发的，平津学联等学生运动的组织基础都处于中共的直接领导之下。

12月9日的请愿与游行

据大陆党史，12月9日，在李常青、彭涛、周小舟等组成的中共北平临时工委领导下，由姚依林、郭明秋、黄敬、宋黎等人组织指挥，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等校和部分中学的学生上街游行，数千人冲破军警阻拦汇集新华门前，向北平当局请愿，提出反对“防共自治”运动、公开中日交涉经过、不得任意捕人、保障领土安全、停止一切内战、保障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等六项要求。要求被拒绝后，请愿改为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在王府井南口等处遭军警用大刀、水龙、皮鞭、木棍驱散，大陆党史记为30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

城外的清华、燕京学生被挡在西直门外，就在城墙边召开群众大会，清华学生陆璀代表北平学联发表演讲；她演讲的照片后来登上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封面。关于参加人数，各方记载出入很大：大陆党史称“数千名学生”，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的图片说明作5000余人；美国大使詹森当天的电报根据外国观察者的说法，称清华、燕京五六百名学生被关在城门外，城内三四百名学生在何应钦寓所前示威，人群随后增至约1200人；胡适次日告诉詹森，城内外参加示威的学生约1000人，示威是自发的，少数激进分子乘机散发了激进宣传品。

罢课与12月16日大游行

12月10日起，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美国大使11日报告，燕京、清华、北平国立大学等五所大学的学生拒绝上课。12月16日，北平学生突破军警阻拦，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大陆党史称与会者达3万余人，大会通过“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会后游行再遭镇压，学生被捕者数十人、受伤者300余人。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的文章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天跟随被捕的陆璀进入警察所采访了她。

关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说法不一。大陆党史称，迫于运动的压力，国民党当局“被迫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美国大使詹森12月18日的电报和田中仁的研究则都记载，冀察政务委员会于12月18日正式成立。

日本方面的反应

据美国使馆电报，日方的高桥（Takahashi）在12月9日示威后向北平市当局抗议其处置不力，称示威是共产党发动的，并指责胡适和蒋梦麟煽动学生；美国大使由此判断，日方今后可能会把中国本部的抗日活动都称为共产党活动。12月16日，日本助理武官又向地方当局提出要求：惩处并驱逐被指煽动学生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关闭参加示威的学校，惩处处置不力的警察。12月19日，日本驻华大使在南京与蒋介石会谈；据美国方面得到的可靠消息，大使表示，中国当局容许学生风潮再起，损害了华北近来变化所预期的良好效果，日本政府虽继续对华友好合作，但保留视情况采取行动的自由。

运动的扩展

大陆党史记载，从12月11日起，天津、保定、太原、西安、济南、杭州、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广州等城市的学生相继集会游行；12月12日，沈钧儒、马相伯、邹韬奋、章乃器等280余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据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的电报，12月23日约400名上海学生占据北站，要求乘车赴南京面见政府领导人；据当地外文报纸报道，蒋介石致电学生，表示理解他们的爱国动机，敦促他们返校。田中仁的研究称，学生运动在18日波及天津，国民政府为平息学潮指示提前放寒假。

12月30日，北平学联代表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决议南下宣传，田中仁记为450余人编为四个团，于1936年1月2日至3日出发，大陆党史作500人左右。在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基础上，1936年2月1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队）在北平成立，大陆党史称其后来发展成为拥有2万余人的全国性组织。进入2月，平津当局开始镇压学生运动，部分学生领袖被转移到外地。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29日决定以刘少奇为中央驻北方代表，刘少奇于1936年3月底到达天津，4月出任改组后的北方局书记。

评价

大陆官方史书认为，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北平学联组织发动的抗日爱国运动，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的阴谋，打击了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标志着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并引用毛泽东1939年的话，称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日方当时则把示威定性为共产党的活动。胡适在当时的观察是示威出于自发，少数激进分子乘机宣传；他在《独立评论》上撰文支持中央把冀察政局交给第二十九军领袖的安排，同时强调冀察平津的人民并没有“自治”“独立”的要求。田中仁认为，一二九运动引发的群众救国运动，经西安事变，促成了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