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轰炸

战时首都成为轰炸目标

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1938年初，沿海及长江中下游的大批工厂、商业、金融、文教和科研机构迁入重庆，苏、美、英、法等30多个国家在重庆设立使馆，重庆由一个地区性中等城市成为中国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也因此被日军列为重点轰炸目标。1938年2月18日至1944年12月19日，日军对重庆主城及周边区县实施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轰炸的序幕是1938年2月日机对市郊广阳坝机场的偷袭。据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员黄晓东介绍，早期轰炸的重点是重庆的军政机关。

1939年“五三”“五四”轰炸

黄晓东说，从1939年5月3日、4日两天以后，日机对重庆的轰炸“就变成无差别轰炸”。5月3日，日军63架飞机分两批空袭重庆市区，在民权路、飞来寺、国府路、学田湾、两路口等地投下爆炸弹83枚、燃烧弹36枚。5月4日，日军再出动27架飞机，大量使用燃烧弹，引起的火灾3天后才完全扑灭；38条街道被炸，都邮街、蹇家桥、柴家巷等10条主要街道尽毁。据《重庆日报》报道，这一天的轰炸造成3318人死亡、1913人重伤，是重庆大轰炸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日本东京地方法院2015年的一审判决书则认定，“五三”“五四”两天的轰炸共造成3391人死亡、2323人受伤。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重建蹇家桥，将其与附近的鸡街合并，更名为“五四路”。

持续轰炸与防空洞

1940年，日军对重庆实施“101号作战”，进行地毯式轰炸；从1941年起，日军又采取“疲劳轰炸”，重庆市民经常连续几小时、十几小时处于空袭警报中。重庆以大规模开凿防空洞应对轰炸。据《重庆日报》引述的数据，1937年重庆仅有54个防空洞，可容纳7000多人，仅为在册人口的1.51%；到1942年，重庆共有防空洞1603个，基本可容纳全部市民。国民政府从1938年起修建由朝天门经临江门、通远门到南纪门的防空大隧道，历时两年完工，全长3722米，共7段13个洞口，可容纳4万余人；其中石灰市、演武厅和十八梯三段内部相通，是容量最大的一段，称较场口大隧道。

“六五”大隧道惨案

1941年6月5日晚，日机24架分3批夜袭重庆市区，这是1940年冬季雾季以来日机对重庆的第一次夜袭。市区18时18分发布空袭警报，23时27分才解除，空袭警报持续5小时9分。由于市民习惯白天躲避空袭，傍晚从近郊进城的人特别多，住在南岸、江北的民众来不及渡江，只能涌入城内各防空洞。据学者Ying-kit Chan的研究，容量约4000至5000人的较场口大隧道内挤进了1万多人。洞内缺氧，人们争相向洞口挤去，大批民众窒息、踩踏而死。当时在隧道内的军委会外事学员郭伟波回忆，大隧道的闸门“是由里向外关闭的”，人群把闸门挤得打不开；6月6日凌晨警报解除后，从隧道内抬出的遇难者尸体在洞口成垛堆放，用卡车运了十几趟。

惨案的死亡人数说法不一。重庆市官方发布称“间接导致2千多市民窒息死亡”；据Chan统计，中方的各种估计从992人到12000人不等；《重庆日报》2025年的报道称，“至今，大隧道惨案的死亡人数尚无定论”。2015年，西南大学潘洵主持的“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史料整理与研究”课题组公布了首批635名遇难者名单，其中近40%不到20岁，119人在10岁及以下。

惨案发生后，报刊舆论大量批评国民政府防空设施不完善、管理失当。6月8日，蒋介石以玩忽职守为由，将防空司令刘峙、防空副司令胡伯翰和重庆市长吴国桢革职留任，并下令彻查。据Chan的研究，蒋介石此后采纳吴国桢的建议成立复查委员会，并把重庆防空设施和防空洞的修建与管理责任从防空司令部移交给重庆市政当局。

伤亡统计与对日诉讼

由于统计口径和时段不同，重庆大轰炸的伤亡数字各方说法不一。重庆市官方发布援引《重庆防空志》称，1938年至1943年的轰炸中死伤者达24000余人，炸、焚毁房屋17452栋；《重庆日报》2025年报道称，6年零10个月的轰炸直接伤亡32829人，财产损失100亿元法币；新华社2026年报道称，日军共投弹1.8万余枚，民众直接伤亡3.2万余人。Chan的论文则估计，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间9500架次以上的日机投弹约21600枚，约1.5万人死亡、2万多人受伤。

2004年4月，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原告团成立。2006年3月30日，来自重庆、乐山、自贡的40名受害者及家属代表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要求谢罪和赔偿；此后经三次追加起诉，来自重庆、成都、自贡、乐山、松潘等地的原告共188人。2015年2月25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承认日军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轰炸重庆和四川各地造成平民伤亡的加害事实，但以《中日联合声明》中中方放弃国家战争赔偿、个人无国际法诉讼资格等为由，驳回全部索赔与谢罪请求。2017年12月，东京高等法院维持原判；2019年12月，日本最高法院终审维持原判。